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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中國產業結構的演變及其啟示
發布時間: 2016-08-17    作者:武力    來源:百年潮 201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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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深刻總結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提出了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變化是社會一切變化的基礎和最根本的因素,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表現出來的生產工具的進步、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則又是社會進步的最終動力,而這種進步的最重要表現之一,就是產業結構的演變,這既可以從古代社會的三次社會大分工,從而形成以人畜力為主要生產動力、以手工工具為主要生產工具的古代農業文明看出,也可以從近代以來以工業化為標志的以現代能源和動力為主、以機器生產為主的工業文明看出,產業結構經歷了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演變過程,而這個過程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來,呈現出不斷加速的趨勢。

  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并推行郡縣制以后,在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里,逐漸形成了多民族、統一的、高度中央集權大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中國古代曾經創造出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處于世界前沿。但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的三百多年里,西方經歷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開啟了工業文明時代,也走到了東方和中國的前面,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迫使那些落后民族或國家或者采取其生產方式或者滅亡。中國就是在西方列強的不斷侵略和壓迫、面臨“亡國滅種”的形勢下開始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如果從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計算,近代以來的中國工業化經歷了滿清王朝、民國時期、新中國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以來四個歷史時期,時間長達150年。在這150年里,中國的工業化歷程的特點以及所反映出來的規律很值得探討。這里,筆者想從唯物史觀的視角,即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這兩對矛盾運動的視角,來探索中國產業結構演變,也就是工業化所反映出來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規律。

   一、中國傳統經濟達到農業文明高峰(1840年以前)

  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建立在傳統農業高度發達基礎上的封建社會。最近10年研究成果說明,中國在1840年以前的農業可以說是接近傳統農業發展的頂點(這里所說的“傳統農業”,是指現代工業及科學技術產生和影響農業之前的憑畜力、經驗和天然肥料耕作的農業),由于它的生產水平已經能夠養活眾多的人口,而在耕地資源難以增加的條件下,雖然就部分人來說,可以通過占有和轉讓耕地的使用權來增加收入,但是從總體人口來說,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和欲望,就不得不通過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兼業來實現。幾乎可以說,從唐中期“兩田制”崩潰以后,由于土地資源的稀缺程度高于人力資源的稀缺程度,人們對耕地的占有欲望就超過了對勞動力占有的欲望,這恐怕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村經濟不同于歐洲封建莊園和農奴制的根本原因。

  由于土地資源稀缺程度遠高于勞動力,而農業又是社會的主要產業(商業、手工業的發展繁榮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的,并且吸納人口有限),因此土地的使用費(即租金)就較高,這不僅使得大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比自己直接經營更合算,佃農不得不接受較高的租金,從而只能靠盡量增加耕地產出和從事家庭副業以維持和爭取改善生活;而且對貧農和自耕農來說,由于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很小,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加,即使要保持生活水平不變,也不得不靠增加耕地單位面積產量和發展家庭副業來解決。這里還不包括隨著經濟發展國家稅賦不斷加重的壓力。因此,以雇農、貧農、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規模的家庭經營就成為農業生產組織的主要形式,因此土地兼并與分家析產而導致土地經營的細碎化就成為并行不悖的兩種趨勢。而耕地單位面積上的高投入和高產出,則成為明清以來中國傳統農業的特點,并由此創造出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即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高度發達的流通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圍廣大、文化繁榮等等。

  大量農業剩余的存在,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大一統的國家和內部區域之間的經濟差異,不僅為商品經濟和貿易創造了巨大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實際上從商代開始,商人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活躍分子。“日中而市,聚天下之人,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到唐代,商業已經非常發達:“行田野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1] 詩人元稹《估客樂》描述了商人經營地域的范圍:“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北買黨項馬,西擒吐蕃鸚。炎洲布火浣,蜀地錦織成。”宋元時期,海上貿易也獲得空前發展。宋朝王十朋曾以"北風航海南風回,遠物來輸商賈樂"的詩句,描寫商人利用季風進行海上貿易的情景。

  社會分工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既促進了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但是它的進一步發展又是對自然經濟的否定,促使作為生產要素的土地所有權頻繁變動,即所謂“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 [2],出現“千年田換八百主十年田地轉三家。”[3]甚至出現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兩權分離”的田底權與田面權、永佃制等制度。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與同期的世界其他地區相比,已經高度商品化、市場化。

  但是到了清中期以后,隨著農業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和人口的激增,作為農業文明的基礎耕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已經顯示出與不能滿足人口需要的尖銳矛盾。當時就有人形象地說:“人多之害,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箐,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孑遺,猶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4]馬爾薩斯當年提出的所謂“人口陷阱”理論對于工業文明來說是不適用的,但是對于依賴耕地的傳統農業文明來說,還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中國小農經濟在明清以來普遍存在兼業以及生牲畜的小型化,乙級黃宗智提出的中國傳統農業的“內卷化”也反映出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的發展困境。

   二、近代內外交困,工業化進展緩慢(1840-1949

  工業革命在西方的興起及快速推進,使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急劇變化,按照有些研究者的觀點,在此前相當長的歷史中,“世界發展過程的空間焦點長期在東方徘徊”[5],亞洲尤其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領先而不是落后于歐洲。然而,中國的這種地位隨著侵略者的入侵、鴉片戰爭的爆發在很短的時間里就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受到西方列強侵略,逐步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農業文明難以抵御工業革命之后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如何完成工業化成為近代中國面臨的重要任務。但無論是清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統治的一百多年里,中國都未能實現“機船路礦”的充分發展,完成由傳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陷入“積貧積弱”和“落后挨打”境地。據麥迪森估計,1820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的33%,居世界首位;到1900年則下降11%;到1950年則進一步下降到5%[6]另據麥迪森估計,18201952年間,中國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22%和-0.08%,而同期歐洲的GDP和人均GDP則分別為1.71%1.03%[7]

  中國現代工業的發端是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后的19世紀60年代,是中國在20余年間一敗再敗于西方列強,對現代工業有了切身感受之后。應該說,中國引進和發展現代工業,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抵抗西方的武裝侵略和經濟掠奪。此時的世界,在歐洲,經過19世紀40年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快速推進的工業化,西歐和美國已經完成了以蒸汽機為動力、以輪船和鐵路為代表的初步工業化,正如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最典型的特點之一,就是工業蓬勃發展,生產集中于愈來愈大的企業的過程進行得非常迅速。”又說:“鐵路是資本主義工業最主要的部門即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的結果,是世界貿易和資產階級民主文明發展的結果和最顯著的標志。[8]孫中山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亦說到鐵路的重要性:“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9]在列強企圖獲取中國路權的刺激下,中國鐵路緩慢發展起來。

  機器制造是近代工業化的重點,曾國藩在1860年就提出:“將來師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他還提出:“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10]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李鴻章在1864年也授意丁日昌密稟:“船堅炮利,外國之長技在此,其挾制我國亦在此。”“彼既恃夫所長以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長以為利于我。”[11]李鴻章也強調機器制造的作用和工業化的意義:“機器制造一事,為今日御侮之資,自強之本。”[12]中國在學習西方時首先面臨的是代表西方工業的“船堅炮利”的侵略,而“船堅炮利”的基礎則是煤、鐵,李鴻章指出“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13]張之洞也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此皮毛之論也。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制造,化粗為精,化賤為貴,而后商賈有貿遷之資,有倍蓰之利。”[14]

  在洋務運動中,清政府于1865年購買了外國人開設在上海虹口地區的旗記鐵廠,并將原有兩洋炮局并入,組成新廠,定名為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制造船炮軍火和各種機器。1867年,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遷至城南高昌廟現址,并建立了翻譯館。翻譯館不僅造就了徐壽、華蘅芳、徐建寅等中國近代第一流的工程專家,而且成為全面介紹、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開拓者,對中國早期工業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在1895年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標志著清政府主導的工業化的失敗。

  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西方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出現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新一輪浪潮,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不僅沒有緩解,而是日益嚴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持續不斷的局部侵華戰爭最終演變為要滅亡中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這種外患日益嚴重的局面是與中國缺乏支撐現代國防工業的重工業基礎直接相關的,重工業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瓶頸。也因此,孫中山在1919年發表的《實業計劃》中提出以發展現代交通運輸和鋼鐵工業為中心。在晚年,孫中山又寫成《十年國防計劃》,在這個被孫中山稱為救國計劃的軍事與國防綱領中,孫中山甚至提出要訓練1000萬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孫中山認為,中國欲為世界一等大強國,及免重受各國兵力侵略,則須努力實行擴張軍備建設。[15]

  19世紀60年代滿清政府首先出于國防的需要認識到了“機船路礦”的重要性,到南京國民黨政府仍然是從國防的需要想大力發展重工業,但是近代一百多年里,中國的重工業發展是非常失敗的,就其原因來看,主要是政府腐敗所致。中國近代的工業化,實質上是后發大國在亡國的威脅下不得不實行的“趕超型”發展,即直接發展當時外國先進的國防工業所依賴的重工業,而這種投資大、周期長、人才要求高的產業,帶有嵌入式獨立發展的性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政府的支持甚至直接興辦,德國、日本等后發的帝國主義列強就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因此,要實現這種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跨越式工業化,前提就是必須擁有一個高效的政府,而中國在1840年以后所面臨的問題,則是清王朝進入中后期所表現出來的嚴重腐敗。這種政治腐敗并沒有因清王朝滅亡而消失,卻繼續被北洋政府、南京國民黨政府所繼承甚至有所發展。這導致以重工業為特征的“官辦”企業、國營企業效率極低,中飽私囊、裙帶關系普遍,貪污盛行、甚至實際上變為某些官僚控制的個人企業,從而被稱為“官僚資本”。

  雖然自洋務運動開始,中國就開起了近代工業化的歷程,但是中國工業化舉步維艱。從抗戰前夕工業自給率來看,我國重工業部門遠未能獨立,石油、汽油、鋼鐵等重要基礎工業更是嚴重依賴外國資本(參見表1)1937年之后十余年的戰爭更阻礙了中國工業化進程。1949年我國重要工業產品無論是從總量還是從人均角度來看不僅與美國相差很大,而且也與發展中國家印度存在較大差距,中國經濟在世界的地位不斷下降。

  1949年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與美國、印度比較

 

  

  

  

  產品名稱

  總產量

  人均產量

  總產量

  人均產量

  總產量為中國倍數

  人均產量為中國的倍數

  總產量

  人均產量

  總產量為中國倍數

  人均產量為中國的倍數

  原煤*

  0.32

  0.06

  4.36

  2.92

  13.63

  49.47

  0.32

  0.09

  1

  1.53

  發電量**

  43

  7.94

  3451

  2313.19

  80.26

  291.39

  49

  13.85

  1.14

  1.74

  原油***

  12

  0.000222

  24892

  1.668497

  2074.33

  7531.46

  25

  0.000707

  2.08

  3.19

  ***

  15.8

  0.000292

  7074

  0.474166

  447.72

  1625.58

  137

  0.003872

  8.67

  13.27

  生鐵***

  25

  0.000462

  4982

  0.333941

  199.28

  723.54

  64

  0.001809

  6.56

  3.92

  水泥***

  66

  0.001218

  3594

  0.240904

  54.45

  197.71

  186

  0.005257

  2.82

  4.31

  注:*表示在總產量欄下單位為億噸,在人均產量欄下單位為噸,**表示在總產量欄下單位為億度,在人均產量欄下單位為度,***表示在總產量欄下單位為萬噸,在人均產量欄下單位為噸,

  資料來源: 國家經貿委編《中國工業五十年》第一卷,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9頁。本文計算人均數量用到的人口數據來源:中國人口數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第198頁。美國人口數據參見: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estimates/nation/popclockest.txt;印度人口數據參見:http://www.populstat.info/Asia/indiac.htm 

   三、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和獨立工業體系的形成(1949-1978

  由于近代中國一百多年來工業化的失敗,到新中國成立時,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已經經歷過以蒸汽機、煤炭和紡織業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和以電力、石油、鋼鐵和水泥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而在戰后進入了以核能、電子、化工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而中國還沒有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這種工業發展水平的嚴重錯位,是新中國實行趕超戰略的客觀條件和要求。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是被戰火嚴重破壞的工業基礎。抗日戰爭前機器大工業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0%左右,又遭受戰爭的破壞,1949年與抗戰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工業產值降低了一半,其中重工業約降低70%,輕工業降低30%1949——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政府著重恢復和利用現有設備和生產能力,重點投資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促進地方工業的恢復和發展,鼓勵私人投資工業等措施,使工業生產迅速得到恢復。1952年工業總產值343.3億元,與1936年相比,增長了22.5%19501952年年均增長34.8%。到1952年底,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大大超過1949年的水平,也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產量,其中鋼產量增長最快,1952年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歷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鐵產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歷史最高水平增加7.2%[16]

  中國從1840年開始與資本主義列強正面接觸到新中國成立時,其經歷是痛苦的。作為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者,新中國建立后,又面對朝鮮戰爭、臺海危機、越南戰爭、中印邊界和中蘇邊界沖突的威脅,必然對國家安全問題十分憂慮和不安,存在著強烈的防范心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近代以來所形成的民族“危機感”,在1949年以后并沒有消失,而是表現為對國際上的危機仍有著過高的估計。[17]因此,中國不僅要進行工業化,還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18]哪怕這種非均衡的發展代價很高,直接的經濟效益并不明顯。就像著名的經濟史學家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的階段》中所說的:“反抗更先進的國家的入侵——素來是從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的和最強大的推動力,其重要性至少與利潤動因等量齊觀”[19]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經過3年的國民經濟恢復,中國逐步走出了戰爭的創傷。但當時中國現代化建設仍然面臨著很多困難,從國內的角度來看,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20]稀缺,市場發育不完全,工業化水平低,重工業極不發達,區域經濟差異較大;而在國際上,美蘇兩國對峙,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后,更加使得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系緊張。在積弱的經濟基礎與惡劣的外部條件下,中國如何跨越“貧困陷阱”,克服“低收入導致低儲蓄——低投入——生產率——低收入”的“貧困循環”[21],成為我國政府面臨的重要問題。

   在這個大背景下,由于重工業發展所具有的正經濟外部性,以及它在保障國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使得我國選擇了優先重工業的發展戰略,正如經過毛澤東親自修訂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所說:“因為我國過去重工業的基礎極為薄弱,經濟上不能獨立,國防不能鞏固,帝國主義國家都來欺侮我們,這種痛苦我們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能建立重工業,帝國主義是一定還要來欺侮我們的。”[22]但是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就需要集中有限剩余,即通過強大動員能力的政府,調動國內資源來突破貧困性陷阱。1953年,我國正式確定了優先重工業的發展戰略。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以高速度發展為首要目標。(2)優先發展重工業。(3)以外延型的經濟發展為主。外延型的發展是指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是靠增加生產要素。(4)從備戰和效益出發,加快內地發展,改善生產力布局。(5)以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為目標,實行進口替代。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實施中,出于國家安全需要,建立現代國防工業又是其中重中之重。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產業經濟的轉移是從農業——輕工業——重工業,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我國選擇了當時并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這使得我國需要進行超越常規的制度安排才能完成跨越式發展。圍繞著優先重工業發展的目標,我國逐步形成扭曲的產品和要素價格的宏觀環境,以至建立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23]

  經過30年艱苦曲折的發展,盡管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但是到70年代末,中國基本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和比較先進的國防工業體系,既保障了國家的安全,也為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改革開放與產業結構升級(1979-2012

  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里,在計劃經濟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下,工業發展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也留下了諸多的問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產業結構經歷了一個飛躍式的轉換和升級,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工業化將在預期的2020年左右實現。

  1978年以后,在實行改革開放的同時,還針對長期形成的積累與消費關系失調、輕重工業嚴重失衡狀態,經濟發展戰略也進行了調整,即由“優先發展重工業”轉向輕重工業均衡發展,并進行了國民經濟調整。整個80年代,輕工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為改變輕重工業失衡發揮了重要作用。1985年至1988年間,輕工業持續高速發展。這幾年輕工業的發展速度都超過重工業。長期的消費品短缺所導致的巨大需求也成為輕工業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1979-1981年輕工業的增長速度超過重工業,重工業比重1981年下降到48.5%。此后直到1997年重工業比重一直保持在52%左右的水平。

  19791997年中國產業呈現出均衡發展態勢,第二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主導產業占GDP比重維持在45%左右,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從1979年的21.6%上升到1997年的34.2%,農業比重下降,從1979年的31.3%下降到1997年的20%以下。從輕重工業的比重來看,重工業比重由1979年的56.3%下降到1997年的51%。伴隨重工業比重的下降,輕工業比重上升。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我國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期,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419元上升到6420元。經濟高速增長,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國的短缺經濟。1997年下半年,國內貿易部對我國613種主要商品的供應情況排隊,結果發現供不應求的商品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過于求的商品占31.8%[24]

  1997年中國告別了建國以來一直存在的短缺經濟,首次出現買方市場,1998年中國人均GDP超過800美元,資本稀缺的局面也得以改善,告別了貧困國家的行列。但內需不足開始困擾著中國經濟發展。

  1997年,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后,面臨著國內外的諸多不利因素,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國際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增長明顯趨緩,并出現通貨緊縮跡象。1998年至2000年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國債籌集資金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內需。同時以更積極的態度融入世界經濟。2001年底中國通過加入WTO,使得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上了一個新臺階,出口成為拉動中國工業化的重要力量。

  投資和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國內消費結構的升級(以住房改善和汽車進入家庭為標志),中國在新世紀進入了重化工業重啟的新階段。重工業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并且與輕工業增長速度的差距越來越大,重工業的比重從2000年的60.2%提高到2011年的71.8%11年提高了11.6個百分點。[25]從產業結構來看,1998年我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6.2%2012年為45.3%,始終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第三產業占GDP比重1998年為36.2%2012年為44.6%;第一產業占GDP比重1998年為17.6%2012年下降到了10.1%左右。[26]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均GDP1998年的817.1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071.5美元。從工業內部的結構來看,輕工業在1998年、1999年不到50%2000年以后中國工業統計的口徑發生改變,中國規模以上企業輕工業比重2000年為39.8%,在同一口徑內2011年下降到28.2%。從六大高耗能行業來看,我國除了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工業之外,其余的高耗能產業增長率都高于全國工業總產值的增長率。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告別了困擾多年的“短缺經濟”,逐步完成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1998年在內需不足和亞洲金融危機雙重壓力下,為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政府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推動城市化、房地產發展,加快進入WTO等措施,1998年經濟增長速度保持了7.8%2000年開始我國經濟保持了8%以上的增長速度。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產業結構呈現出重化工業重啟的特點。2000年重工業占工業比值為60.2%2005年達到68.9%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再次帶來了經濟增長下滑的壓力。我國政府再一次采取積極財政政策,投資4萬億并且帶動了20萬億的投資,城市化與房地產行業在這一時期高速推進。重化工業占工業比重進一步上升到71.8%

  五、經濟新常態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供給側改革(2013年以來)

  經歷了新中國65年的高速增長,中國雖然成為了工業大國,但仍然不是一個工業強國。雖然中國在 500 多種工業產品中我國有 220 余種產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國核心產業的技術水平還比較低,總體上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我國大型民航客機,百分之百從國外進口;石化裝備的 80%、數控機床和先進紡織設備的 70%依賴進口。[27]如果在核心技術上,中國不進行突破,很容易被鎖定在產業結構和價值鏈的低端,極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發展總是波浪式前進的。“十二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又上了一個大臺階的同時,經濟發展也開始進入增長速度放緩、結構調整緊迫、發展動力轉換的新階段,又被稱為“經濟新常態”。進入“十三五”以后,實現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和產業結構邁進中高端水平是我們在新的發展理念下的重要目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經濟保障,兒加強供給側的改革,即實現產業結構額優化和升級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1997年出現“買方市場”時,為解決供給側“高端產能不足、低端產能過剩”的問題,我國在采取擴大內需和外貿的同時,也在繼續采取供給側管理政策,即產業結構升級,但是供給側的改革因牽涉到資本沉沒、財政減收、金融風險以及失業壓力等,難度較大,加上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經濟全球化的 機遇,因此實際上供求管理政策的重心就自然轉到了需求側。而十幾年的政策實踐證明,需求管理政策沒能根本地改變供給的結構性問題,在產能、庫存、債務和資源環境的多重壓力下,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政策已經很難奏效。要想真正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還應當主要從供給側入手進行改革。

  十幾年來,為了避免去產能、去庫存所導致的資本沉沒、失業增加、財政困難和金融風險,我國被迫一再延續需求管理政策,從而走上了“產能過剩——增加投資以刺激需求——產能過剩加劇——再增加投資刺激需求”的路徑,試圖依靠這種增加生產資料生產的內部循環來消解產能過剩,而低端產能過剩又導致這些業利潤低微和投資風險加大,于是就出現資本轉向房地產,從而導致房地產業庫存不斷增加,出現泡沫。由于需求管理政策所帶來的粗放增長模式也使得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缺乏動力,難以推進。因此,要想成功實現供給側改革,就必須痛下決心,不僅要切斷粗放型增長模式的干擾,確保資源流向供給側,還要學會打“組合拳”,做好企業破產和資產重組,銀行債務處置和金融風險化解,以及失業、轉業的職工安置等配套措施,這樣才能保證在社會穩定和經濟中高速下真正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從而保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為未來發展打下堅實基礎。這是過去幾十年政策演變帶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

  需要指出,強調供給側改革并不意味著需求管理政策的任務已經完成,更不能在供給側改革上急于求成、操之過急,走上另一個極端。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在整體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沖刺階段,有效需求的空間仍然很大,全國人民對于擴大有效需求都抱有很高的預期。而且,隨著“一路一帶”戰略的實施和“開放、共享”理念的提出,中國的產品、產能和資本走出去的步伐必將加快,需求管理政策仍將大有作為。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博士生導師)

   ( 說明:此文發表于《百年潮》2016年第3 )


  [1][1]姚合:《莊居野行》。

  [2]袁采:《袁氏世范》卷下《治家·富家置產當存仁心》。

  [3]辛棄疾:《稼軒集》卷3《最高樓·吾衰矣》。

  [4]汪士鐸:《乙丙日記》,轉引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經濟發展思想》,第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5] []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371-393頁。

  [6] []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伍曉鷹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中文版前言。

  [7]轉引自蔡肪、林毅夫:《中國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第5頁。

  [8]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2-183頁。

  [9]《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全集》,第1.中華書局,1981年,第14頁。

  [10]同治九年五月初七日日記,《曾國藩全集》(日記之二) ,第 289 頁。

  [11]《海防檔》,丙,機器局,4-5頁(第一號文)。

  [1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4頁。

  [13]《李鴻章全集》第5卷(奏議·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9頁。

  [14]《張文襄公全集》卷39,《吁請修備儲才折》。

  [15]《孫中山全集》第五集。

  [16]吳承明、董志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5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第537-554頁。

  [17]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第234-237頁。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53》(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353頁。

  [19]羅斯托:《經濟增長的階段》,轉引自《發展經濟學的先驅》,解決科學出版社,1988,第243頁。

  [20]這里的人力資本主要指受過教育的人才。

  [21]納克斯歸納了貧困循環,即從供給來看“低收入——低儲蓄水平——低資本形成——低生產率——低產出——低收入”的惡性循環,而從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資引誘不足——低資本形成——低生產率——低收入”。

  [22]《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19531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頁。

  [23]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奇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

  [24]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第950頁。

  [25]國家統計局工業統計司:《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12),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第21頁。

  [26]筆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字計算。

  [27]黃海洋:《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建設與創新政策的策略選擇》,《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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